2018年是巴西的大选年,同时也被广泛看成是巴西前总统罗塞夫被弹劾以来累积的政经不确定性最终确定下来的重要节点。1月24日,巴西联邦第四区法院对巴西前总统卢拉的受贿和洗钱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定卢拉罪名成立且刑期从9年6个月改判为12年1个月。在此之前的各次民调中,卢拉的支持率基本都保持在30%以上的水平,遥遥领先其他所有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卢拉案的二审判决可以说打破了现有的总统竞选格局,随着“卢拉能否参选”这一不确定性要素渐趋明朗(虽然卢拉仍有继续上诉的权利),巴西面临的政经不确定性已整体呈现出缓解的局面。

政经不确定性笼罩巴西

2017年,接替总统之职的特梅尔疲于应付检方发起的接二连三的起诉,与此同时,也非常努力地在国会中推进系列经济改革。从结果来看,在政治方面,特梅尔先后“闯关”最高选举法院针对“违法筹集选举资金”的判决,以及众议院针对其涉腐、妨碍司法等问题的两次表决,有惊无险地保住了总统职位。在经济改革方面,特梅尔强力推进的手段在劳工法改革方向获得突破,并于2017年7月中旬签署了新劳工法;但是,在养老金改革方向上则遭遇困境,议会表决程序延期到2018年2月。客观地说,能够稳住岌岌可危的政权,而且完成了前几届政府未能启动的劳工法改革,特梅尔政府在2017年取得了不错的执政业绩。但是,自正式执政以来,特梅尔的民意支持率基本呈下行的趋势。巴西民调机构Ibope/CNI在2017年9月的调查显示,特梅尔政府的支持率跌至3%,创下自1986年以来巴西政府支持率的最低记录。这也从侧面体现出特梅尔能够保住“帅位”更多源于巴西国内多数政治力量所达成的“默契”,而不是民意的真正反映。特梅尔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一直是困扰其经济改革进程的重要因素。

在经济层面,不确定性预期同样反映在经济复苏与国际机构评级之间的错位。随着特梅尔政府财政、劳工法改革的落实以及经济政策开放度的加大,巴西经济呈现明显的复苏态势,扭转了2015年、2016年连续大幅下滑的轨迹。2017年第一季度,GDP实现了环比1.0%的增长。自此开始,巴西经济的复苏态势在2017年后三个季度得到保持,并以0.7%的同比增幅收官2017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困扰巴西的通货膨胀压力得到了大幅缓解,从2016年的6.29%降至2017年的2.95%,受此影响,巴西的基准利率在2017年几乎减半,从年初的13.75%下调至年底的7%,利率的下调为消费和投资的回温形成了有力的政策支撑。总体来看,巴西经济复苏的势头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巴西政府提出了“2018年增长3%,2019年经济规模恢复到2013年水平”的目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虽然相对偏低,但还是分别对来年巴西经济作出了2%和1.9%的增长预期。正是基于经济的回暖,特梅尔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高调宣布“巴西回归增长轨道”。但国际主要评级机构对巴西的评级不仅未有明显改善,相反还不同程度地下调了巴西的评级预期。2017年5月,穆迪将巴西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10月将巴西银行系统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2017年8月,标准普尔宣布将巴西从信用评级负面观察名单上移除,但继续维持巴西主权债务评级在BB级,低于投资级别。2018年1月,该机构宣布将巴西信用评级从BB降至BB-,其判断根据就在于巴西养老金改革进程的延迟、政治局面的变数、2018年大选后政策走势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巴西经济的复苏存在一定的脆弱性,而政经走势的不确定性就是增长脆弱性的关键所在。

2018年1月下旬联邦第四区法院的判决意味着卢拉参选基本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得对巴西2018年总统选举的关注点聚焦转移:谁将从最近两年巴西政治乱局中脱颖而出?卢拉案二审判决之后,巴西民调机构Datafolha调查显示,在卢拉不参选的情况下,支持率主要集中于极右翼候选人贾伊尔·波索那罗、环保主义者玛丽娜·席尔瓦、民主工党候选人希罗·戈麦斯和传统大党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圣保罗州长热纳尔多·阿尔克明四人。在这四位都参选的情况下,支持率高低排序与上文顺序一致,但是排名首位的波索那罗的支持率与第四位的阿尔克明仅相差10个百分点,竞争局面非常焦灼。

从目前来看,2018年10月大选格局仍相当不明朗。一方面,各主要党派尚未确定候选人及党派联盟参选策略;另一方面,如卢拉被剥夺参选资格,其35%左右的支持民众将呈现怎样的流向尚难预测——外界普遍认为戈麦斯或将成为卢拉退出后的最大获益者;另外,尽管社会民主党目前处于下风,但该传统大党在解决党内候选人纷争、明确党派联盟策略之后,很有可能具备其他党派难及的后发优势。基于上述因素,大选格局不明朗仍是巴西在2018年最大的不确定性,经济表现也很有可能因之产生新的波动。

中国投资“雪中送炭”

在巴西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多动能带动下的中巴经贸关系成为最大的亮点,尤其是在巴西经济持续低迷的局面下,中国的确对巴西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用“雪中送炭”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从双边贸易来看,在量价齐升的带动下,中巴贸易止住了前三年连续下滑的势头,在2017年回升至748亿美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巴西对华出口在2017年达到了475亿美元,超过了2013年创下的历史峰值460亿美元。2017年巴西从中巴贸易中实现了202亿美元顺差,占其全年外贸总顺差(约670亿美元)的30%。显然,对巴西外贸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替代的。

从投资层面来看,中国进入巴西的加速度更是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根据巴中企业家委员会的统计,2007~2016年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对巴西的意向投资额约为800亿美元,其中已落实的投资约为460亿美元。另据巴西官方的统计,2017年中国在巴西的新增投资更是达到了209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2017年外国公司在巴西进行的十大并购案中,中国企业占到了其中的九起。该报告还认为,巴西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投资的拉动。

当前中国对巴西的投资呈现出多产业布局的鲜明特点,基础设施、农业、服务业成为中国投资的新增长点,比如国家电网对巴西第三大电力公司CPFL的股权收购、上海电气收购巴西10亿美元输电项目、国家电投收购圣西芒水电站、招商局集团收购巴拉纳瓜集装箱码头、中信农业产业基金收购陶氏巴西种子业务、滴滴出行将收购巴西最大的共享出行公司99,等等。对此,如何理解中国对巴西投资的迅猛势头?笔者认为,中国对巴西的投资逻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符合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海外布局的总趋势。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巴西在资源禀赋和消费潜力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第二,巴西是中国对拉战略的核心着力点。甚至可以说,中巴经贸是中拉经贸中权重最高的加权项。第三,巴西经济困境给中国投资提供了低成本的进入方式。巴西里亚尔的贬值使巴西企业资本大幅缩水,与此同时,反腐“洗车行动”大大削弱了一批巴西大企业的经营和投资能力,这是中国投资能快速抢占相关战略产业的重要原因。第四,特梅尔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为中国投资提供了便利化的政策环境。当前,巴西私有化规模远超上一波(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流动性趋紧的局面下,中国成为巴西引资的优先对象。

自2016年政治变局以来,巴西政经一直处在多种不确定性之中,随着特梅尔摆脱涉腐起诉、卢拉案二审判决,不确定性因素逐步减少,2018年10月的总统选举或许是最近两年来巴西政经乱局的最后一个不确定性。不同于巴西政经走势的不确定性,中巴经贸关系一直保持着确定性的增长势头,成为带动巴西经济复苏的重要外部因素。并且,不管2018年10月总统选举结果如何,中国仍将是巴西倚重的重要市场和投资来源。就像巴西一位长期跟踪中国投资的学者所言:“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是不可避免的,巴西无视这种新的现实是不可能的且不明智的,构建更加均衡的双边关系才是最关键的挑战。”

 

本文来源:巴西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