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直接索取权提高了当局获得数据的能力，通过国际合作条约进行数据申请耽搁的时间较长。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STF）的大法官们一致决定，巴西当局可以直接向脸书（Facebook）、谷歌等大型网络科技公司巴西代表处索要用户的保密数据。
在周四（23日）下午结束的审判中，大法官们对这些信息请求应通过国际合作（法律互助条约）提出，还是可以直接向这些公司的巴西代表处申请进行了研讨。
大法官们认为，这两种选择都可行。在实际操作中，直接向公司代表机构提出请求可以提高当局获得所需数据的能力，因为通过国际合作索取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在国外的总部有办法延迟甚至不回应请求。
大法官路易斯·罗贝托·巴罗索（Luís Roberto Barroso）认为自己应该避嫌，因为他在担任大法官之前，曾在一个涉及合作协议的案件中为一家科技公司辩护。因此该案件的报告员是吉尔马·门德斯（Gilmar Mendes）法官。
亚历山大·德莫赖斯（Alexandre de Moraes）法官在投票时主张，那些规范各网络平台执行司法机构的信息提供令和国际合作申请的规定应继续存在。
但他同时表示，为提高巴西司法的效率，巴西司法当局直接获得信息的权利也应该成为“绝对可能”，包括在不遵守的情况下适用罚款。
他以各网络平台对1月8日博索纳罗分子入侵三权机构及其消息传播中应付责任作为理由。
他认为，这些网络平台帮助了入侵行为的组织者。平台至少应该提前通知有关当局并停止消息传播。在说到假新闻时，他引用了一位议员发表的一位老年妇女死在联邦警察拘留所的案例。“这条消息成为推特上排名前五的新闻，24小时后，发帖议员表示“搞错了”而撤回了帖子。但帖子已经误导了公众，今天，如果我们做调查的话，仍然有人相信有一位老年妇女死在联邦警察所。这是一个充满错误信息和犯罪的行业。”
吉尔马·门德斯法官也认为，网络平台在传播有关政变性行为的信息上提供了帮助或予以了合作，他们甚至将聚会标记为“塞尔玛聚会”，这是社交工具Telegram上一个小组使用的代码，是政变性行动的动员暗号。
“然后，第二天，他们就把它删除了，这是删除犯罪的证据。因此，你看，国家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遭遇的困难。更别说在国外寻找这些证据了。”
此案是由信息技术公司协会联合会（Assespro）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的。该协会认为，不能要求驻巴西的子公司遵守法院的命令，而是应把这些命令通过国际法律合作协议向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公司总部发出。
这些公司“在特殊的‘正当法律程序‘框架内，在反驳和充分辩护原则上拥有自己的权利”。
共和国总检察署（PGR）认为，限制巴西当局直接获得由在巴西提供服务的网络公司收集的数据和通信内容将“对正在进行的调查和已经完成的刑事诉讼造成巨大损害”。
司法部认为通过国际法律互助条约提出申请这个途径获得信息来支持刑事调查“无法令人满意”。这个申请途径被用于进行在美国的人员、财产和资产的刑事调查。
参与调查前总统博索纳罗及其支持者案件的调查人员指出，如果联邦最高法院判定需通过国际法律互助条约途径获取信息可能会对这些案件造成直接影响，因为国际合作这个途径会造成司法命令不被遵守的情况或导致信息发送的延迟。
比如，反民主行为调查能够在不需要国际合作的情况下从脸书（Facebook）直接获取数据。这个平台也是联邦最高法院将进行调查分析的案件中的一个当事方。
在这个案件中，联邦警察向平台申请要求获得已被平台暂停的80多个前总统支持者的账户数据。在脸书以不通过国际法律互助条约渠道无法提供数据为由予以拒绝后，大法官向平台开出罚单迫使它提供信息。
当时，公司在一份声明中曾表示：“我们尊重我们运营所在国的法律。”但表示不会遵守这一决定。随后，莫赖斯法官提高了对它的罚款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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