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日益严重，加剧了社会政治局势的恶化。根据巴西统计局发布的最新国民账户数据显示，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利润（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增长速度超过了工资和社会福利（贫困人口和中产阶级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一趋势反映了巴西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工人谈判权的丧失解释了工资收入的停滞。在经历了20年的实质性工资增长（1994-2016年）后，工资在特梅尔和博尔索纳罗执政期间停滞不前：2017年至2022年间仅增长了0.2%。2017年的劳动法改革降低了雇主的成本，但并未产生承诺的数百万正式就业。这项改革恶化了劳动市场，导致低技能服务行业的非正式就业比例增加。
此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下降也归因于特梅尔和博尔索纳罗的反国有化逻辑，导致公务员工资的冻结以及根据公共服务管理和创新部（MGI）的数据，73000名退休公务员的岗位未被填补。
对公务员“特权”的普遍批评忽视了公共部门内部的不平等。例如，根据国库的数据，2017年至2022年间，现役军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2%，退休军人增长了7%，而现役文职公务员的实际损失达到了11%，退休文职公务员的实际损失达到了8%。
此外，公共部门的减少和薪酬降低削弱了经济的工资需求，并使劳动力市场的系统性贫血成为常态，即由于技术经济的丧失和我们的出口减少，高学历的工作机会稀缺，薪酬奖励逐渐减少。
在利润方面，市场权力集中、税收豁免、数字化和自动化与“个体经营化”的推进相结合，通过将工人作为法人聘用，将劳动收入转化为企业利润。
这种数量上的转变意味着质的变化。被排除在干瘪的正式就业保护网络之外，被转化为“自我企业家”的工人在分配斗争中改变了立场，并扩大了已经脆弱的工作利益的分裂。无论是通过工资还是通过利润，最好的报酬都流向了最富有的人，这受到了机会获取不平等的推动，与家庭结构和财产、社会联系以及资本所有权的集中、信贷和税收优惠有关。
在2017年至2022年期间，农业活动的收入（大部分免税）实际增长了140%，主要惠及最富有的阶层。巴西杰图里奥瓦尔加斯经济研究所（Ibre-FGV）的瑟若尔Sérgio Gobetti的技术说明显示，在农业主导的州，最富有的0.1%的实际收入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17%（马托格罗索州）、99%（南马托格罗索州）和78%（托坎廷斯州）—相比之下，全国同一收入阶层的增长率仅为42%。
与此同时，农业仅新增了巴西总就业岗位的4%，农业员工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平均为0.5%（Cepea-Esalq/USP），即最近大宗商品的繁荣并没有惠及收入分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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